
彭大将军一生中,虽战功赫赫,但也曾经历过几场败战,其中抗美援朝的第五次战役便是他所自认的“败绩”之一。过去,不少志愿军领导人提到这场战役时,常常带着“未达预期”或“颇感遗憾”等字眼来总结,彭老总在回顾时更是直言:“虽歼敌8.2万人,但我们的伤亡人数却比敌人还多,超过8.5万,尤其在战役的第二阶段,美军发动反击,损失格外严重。第三兵团第60军第180师几乎被全歼,5000多人被俘,总伤亡人数超过7000人。”可见,这场战役的伤痛对于彭老总来说仍然历历在目。
第五次战役的“未圆满”结局,部分责任被归咎于当时第三兵团副司令员王近山。王近山不仅以勇猛的作战风格被誉为“王疯子”,在土地革命战争和解放战争期间更屡立奇功,深得刘邓等高级指挥员的赏识。1950年11月,王近山作为12军军长带领部队离开重庆,随后以第三兵团副司令员身份参与抗美援朝。当时,第三兵团的实际指挥权落在了他手上,因为司令员兼政委陈赓因病暂时无法履职。
展开剩余75%在第三兵团入朝之前,王近山便带领部分精干力量提前入朝,侦察战场,熟悉地形。虽然入朝不久即遭遇了美军的空袭,导致他左臂受伤,但他并未因此受挫。在得到大量苏制装备后,王近山更加信心满满,甚至立下了俘虏5000美军的豪言。值得一提的是,之前四次战役中,志愿军总共俘虏了不到5500名联合国军士兵,王近山的这个目标显得过于乐观。
1951年4月19日,彭老总发出第五次战役的政治动员令,志愿军的14个军随即发动了攻击,王近山指挥的第三兵团位于战线中央。计划是从中间突破敌军阵型,先后歼灭土耳其旅和美军第3师主力。初期,第三兵团的进攻势如破竹,成功消灭了土耳其旅,但随后的进展却并不如预期。由于炮兵支援不足,进攻未能成功全歼敌军,土耳其旅的部队迅速有序撤退,计划因此落空。
同样的问题也发生在第三兵团的右翼,15军本应消灭美军第3师一个团,但缺乏炮兵支援的情况下,进攻陷入困境。美军凭借其强大的火力优势,很快就反击了我军的阵地。此时,王近山意识到美军并非易敌,面对敌军高效的机械化行军,第三兵团的作战形势日益严峻。
在接下来的作战中,王近山指令第60军坚决阻击美军第25师,并紧盯美军的撤退路线,试图消耗敌军。尽管他进行了详尽的战术部署,敌军依然凭借灵活的机动性迅速反击,在志愿军尚未完全了解敌人动态的情况下,美军的炮火和空袭对我军造成了巨大打击。
经过第一阶段的艰难作战后,第三兵团的伤亡达5000多人,但歼敌数量有限,战况不佳。彭老总最终决定停止战斗,结束第一阶段的行动。第二阶段中,志愿军表现稍有起色,撕开了敌人的防线并给南朝鲜军造成较大损失。然而,李奇微和范弗利特等人并非等闲之辈,他们迅速利用美军的机动性堵住了漏洞,战局逐渐向美军倾斜。
随着后勤补给出现困难,战场形势不断恶化,彭老总果断指示撤军休整。然而,美军显然不甘坐视志愿军轻松撤退,李奇微迅速指挥“联合国军”展开大规模反击,多个装甲部队向我军纵深插入,令志愿军措手不及。特别是王近山指挥的第三兵团,在撤退过程中遭遇重大失误,导致部分部队迅速暴露在敌人火力下。
第五次战役中,最惨痛的损失发生在第60军第180师。原本奉命北撤的180师,在收到“暂不撤退”的命令后,留守在前沿阵地构筑防御,最终成为美韩军的包围目标。由于缺乏有效支援,180师最终遭遇了大规模的损失,超过5000人被俘,整个第三兵团在这场战役中的伤亡惨重。战后统计,第三兵团被俘人数超过6000人,伤亡总数达到10902人,而歼敌仅3600余人。
战役结束后,彭老总对王近山和其他指挥员进行了严厉的批评。王近山在总结会上愤怒表示:“我们的兵还没见到美国人的面,就被击败了,这样的打法简直是放羊撵狗!”他直言这种无视战术、盲目进攻的方式只能导致军队的失败。
根据陈赓的后期总结,第三兵团的失利可归结为几个关键原因:一是干部队伍的不完整,二是缺乏通信联络工具,三是装备落后,特别是在自动火器方面远逊于美军。陈赓还批评王近山过于乐观,认为美军并不像打败蒋军那样容易,一味追求快速全歼敌人是不现实的。
尽管王近山在第五次战役中犯了明显的错误,但他依然被彭老总信任,继续担任重要职务。此后,在上甘岭战役中,王近山用实际行动证明了自己的战斗能力,他成功将美军的优势在狭小的地形中遏制住,给美军造成了重大挫败,赢得了“战将”之称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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